《丹溪心法》元〃朱震亨著。该书较全面整理了朱氏“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力倡养阴的学术思想及其丰富的临床经验，
内、外、妇、儿诸科疾病，几无不备，内容极为丰富，是其传人整理丹溪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是书理、法、方、药兼备，对杂病辨证论治的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审因辨证，治病求本丹溪认为：“邪气各有所属，当穷其要于前；治法各有所归也，当防其差于后。盖治病之要，以穷其所属为先。”“病之有本，变化无穷，苟非必求其本而治之，欲去深感之患，不可得也。”“诚能穷源疗疾，各得其法，万举万全之功，可坐而致也。”故在开篇即设“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治病必求于本” 的专题论述，将治法要诀贯穿于整个杂病的治疗体系中。以气、血、痰、火、郁为纲，六气致病为目，分辨标本先后、地土方宜以诊病求因，审因论治，是其辨证论治思想的突出特点。力倡养阴丹溪基于宋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结合《内经》“少火”、“壮火”论，吸取河间的火热论、东垣的阴火说，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医学的火热证治理论。他认为：“火者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质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动而见，故谓之相””从病理角度强调了内伤、七情、房事等诸因，均可使相火妄动而阴精耗伤，更
会使阳有余、阴不足的偏盛偏衰之象加重，致使内伤疾病丛生。因此，全书力倡固护阴精，宜节房事，调养心神，不为外物所感，防止相火
妄动。丹溪治疗火热为患，分虚实论治，提出“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火郁当发”的原则，。对邪火亢盛而阴精不足之证，喜用降火之剂，反对滥用辛燥。“阴虚动难治。火郁当发，看何经，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以“气、血、痰、郁”立论，确立杂病辨治大法丹溪治疗杂病以气、血、痰、郁为纲，王纶在《明医杂著》中曾概括指出：“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主治郁之方，曰越鞠丸。他论治血证亦多从阴虚火旺着眼，其所选方剂多用滋阴降火药，如治疗呕血之保命生地黄散，其中熟地、天冬、枸杞子、白芍等滋阴养血，生地、黄芩、地骨皮等清热降火，体现了他擅长滋阴降火的学术特点。这一学术观点直至影响到后世唐容川《血证论》“治血四法”之“宁血”治法的形成。朱丹溪对于血证病名的论述，最大贡献当推其首立“咳血”之证名。朱丹溪首先明确提出咳血的病证名，并列专篇讨论:“咳血者，嗽出痰内有血者是。”朱丹溪创立咳血这一证名被后世所认可，使得这一重要血证的辨治有名可循;其对此病予以全面中肯的论述，使后世有法可依。朱丹溪辨治血证虽然重视从痰邪及虚火论治，但他并非只执一端，而是严格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体现了他重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想，朱丹溪在辨治血证中十分注重并擅长对类似病证的鉴别诊断，根据对血证辨证的结果，朱丹溪采用相应的针对性治法。其对于血证除了常用的化痰和清火之法外，还根据证情采用温补法、外迎法和反佐法等多种治法。他虽然强调火的因素而多用清法，但并非只执一端，而是充分遵循辨证论治精神。针对虚证、寒证便应用与清法截然相反的温、补之法。经方与时方并举，创立名方咳血方，朱丹溪运用四物汤精湛娴熟，以此治疗多种疾病，疗效显著，治疗血证尤多用之妙用调血名方四物汤，《丹溪心法》中吐血、咳血、呕血、咯血、衄血、溺血、下血均有四物汤的加减应用。在《丹溪心法》所讨论的病证中，认为因痰为病者超过半数。这一特点在胃病的辨治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主要又分为两类：其一，以痰为主因的疾病，如嘈杂、嗳气与伤食。对于嘈杂，朱丹溪直接指出：“嘈杂是痰因火动，治痰为先”；对于嗳气，朱丹溪精辟地以六个字点出其病位病机：“嗳气，胃中有火有痰”；另如伤食，在篇首即曰：“伤食恶食者，胸中有物，宜导痰补脾……”。其二，痰为该胃病诸病因中重要的一种，如呕吐、恶心、咳逆（又名哕）、翻胃、痞等。对于呕吐，朱丹溪论曰：“胃中有热，膈上有痰者……”；“有痰膈中焦食不得下者，……有胃中有火与痰而呕者”；对于恶心，朱丹溪云：“恶心有痰、有热、有虚……”；在咳逆篇的篇首，朱丹溪论曰：“咳逆有痰，气虚、阴火”；又如翻胃，在首句即直言：“翻胃大约有四：血虚、气虚、有热、有痰兼病……”；在痞证篇中论曰：“有饮食痰积，不能施化为痞者”；“脉缓，有痰而痞，加半夏、黄连。”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痰在这些胃病的病机变化中无疑是一重要因素。亦足见朱丹溪在胃病的辨治中是十分重视痰这一致病因素和病理产物的。丹溪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在前贤创新理论启发下，创“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在养生方面主张护惜阴精，治病方面力倡滋阴降火，治疗杂病以气、血、痰、郁立。